江文诗   张宗伟   侯峰忠

作者单位：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

通信作者：侯峰忠，研究方向为器官捐献体系建设与管理，Email：hfz@codac.org.cn

摘要

器官捐献和移植作为救治终末期器官衰竭患者的关键举措，已成为衡量一国医疗卫生综合能力、治理现代化水平与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尺。2024年全球器官移植手术总量突破18万例，年增长2.4%，中国以2.4万例的移植量位居全球第二，占全球总量的13.8%。同时，伴随移植相关非传染性疾病负担持续加剧，全球器官移植需求已攀升至历史高位。当前，全球器官捐献和移植呈现“战略机遇与风险挑战并存”的格局：一方面，技术突破与制度创新推动领域快速发展；另一方面，区域发展不均、供需失衡与治理滞后等问题仍待破解。本文整合多维度权威监测数据，系统梳理全球器官捐献和移植领域十二大关键特征，凝练我国现阶段十大发展特点与区域引领效能，阐释“中国模式”的实践内涵与时代价值。研究成果既为各国推进行业可持续发展、弥合区域发展差距、提升医疗资源公平可及性提供重要借鉴，也为我国巩固发展优势，提炼中国方案，深度参与全球器官捐献和移植治理体系建设提供全景研判支撑与科学决策依据。

器官移植作为终末期器官衰竭患者的关键救治手段，早已超越单纯的医学技术范畴，成为体现一国医疗卫生体系现代化水平、公共治理效能与社会文明高度的重要标志。现阶段，全球器官捐献和移植领域正处于技术突破与制度革新的双重拐点，呈现出“战略机遇与风险挑战并存”的鲜明格局：在全球健康需求刚性攀升与第四次产业革命浪潮的双重驱动下，该领域迎来了规模扩容、来源拓宽、技术突破与政策调整的多重变革，同时也面临着供需失衡、区域发展不均、跨境非法移植仍存、治理滞后的深层次挑战。
在此背景下，本文利用多维度监测数据开展深度洞察，剖析全球最新移植供需格局、区域发展程度、来源结构等关键特征，系统梳理技术创新、模式变革的实践成果。这为各国推动行业规范发展、弥合区域差距、实现医疗资源公平可及提供重要借鉴，也为巩固我国发展优势、锚定发展方向，深度参与全球器官捐献和移植治理体系建设提供全景式参考和决策依据。

1.全球器官捐献和移植事业发展现状

过去十年，全球器官捐献和移植事业实现跨越式发展，领域整体格局与治理体系均经历深刻重塑。通过整合多个数据库及数据报告[1-2]，提炼以下描述全球器官当前发展的十二个关键特征。

特征一：疾病负担严峻——从非传染性疾病演进为器官移植刚性需求
非传染性疾病（non-communicable disease，NCD）已成为制约全球健康事业发展的核心挑战，年均致死超3 620万人，占全球总死亡人数的68%。NCD不仅加重经济负担、削弱医疗系统韧性，加剧贫困与健康的恶性循环，同时也是终末期器官衰竭的首要诱因，心血管疾病、糖尿病等相关疾病占病因的85%以上[3]。
其中，慢性肾病（chronic kidney disease，CKD）与NCD关联尤为紧密。2024年全球CKD患者达6.74亿，预计2050年肾脏病将成全球第五大死因；若干预不足，CKD会进展为终末期肾病（end-stage renal disease，ESRD），患者需依赖肾脏替代治疗。2023年全球ESRD患者超1 100万，且年增5%~7%，中低收入国家因防控筛查薄弱，病情转化率更高、肾脏替代治疗可及性更低[4]。

肾脏替代治疗包括透析与肾移植，2023年全球透析患者超400万，预计2030年达540万[5-6]，带动肾移植需求激增，全球移植等待者超百万，肾移植等待人数占比超80%[2]。此外，肝硬化、肺纤维化等疾病引发的器官衰竭，进一步推高肝、肺移植需求，形成多器官移植需求叠加的严峻局面。

特征二：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存在差距，器官移植服务可及性不足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提出2030年将NCD过早病死率降低1/3，但截至2025年中期，35%的相关目标停滞或倒退[7]。器官移植作为NCD终末期患者的核心救治手段，其可及性直接影响健康目标达成[8]。2025年WHA78.6决议明确，将肾脏健康纳入NCD防控体系，通过早筛管理降低ESRD发生率，同时扩大肾移植可及性。

当前，全球健康公平性差距显著：高收入国家透析与肾移植覆盖率分别达95%、85%，低收入国家仅为36%、16%，部分国家甚至未开展移植，与“全民健康覆盖”目标相悖。研究表明，肾移植在生存率、生活质量及成本效益上均优于透析，且对降低CKD病死率至关重要，但全球肾脏替代治疗资源分配失衡，透析服务扩张远超肾移植，形成忽视肾移植价值的经济悖论[9]。

特征三：全球器官捐献和移植量持续增加，遗体器官捐献增长率高于活体器官捐献

整合多个数据库资源并统计[1-2]，2024年全球器官移植手术总量持续增长，年移植总量突破18万例，较2023年增长2.4%。从历史演进看，2019年全球移植量为15.7万例，2020年受疫情冲击回落至12.9万例，2021年至2024年以7%的年均增长率恢复。

过去十年间，遗体器官捐献增长率高于活体（图1）。2024年全球遗体器官捐献达4.8万例，较2023年增长3.3%。遗体器官捐献者中男性占比约为64%。遗体器官捐献器官利用率约为92%，由此激发遗体器官移植量超12.5万例，占总移植量的70.0%。2024年活体器官移植超5.5万例，较2015年增长近38%。

特征四：区域差异明显，86%器官移植术发生在高及中等偏上收入国家

全球器官移植发展呈现显著的区域差异。从每百万人口器官移植例数（transplantation per million population，TPMP）来看，各国之间差距巨大。2024年共有94个国家开展器官移植手术（占全球人口的75%）。其中，约86%的器官移植手术集中在高收入及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图2）。中等偏下收入和低收入国家中除约旦、叙利亚、印度、越南、斯里兰卡外，其余TPMP均低于10。与此同时，遗体器官捐献项目发展受多种因素影响，区域差异也较为明显（图3）。

特征五：近十年全球移植器官来源以遗体器官捐献为主，活体器官捐献为辅

全球范围内，活体器官移植比例长期稳定在30%左右，但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非洲、东南亚等区域的活体器官移植占比超过70%。这些地区因遗体器官捐献体系建设缺位或不完善，移植器官来源高度依赖活体捐献；而欧洲、美洲的活体移植占比则维持在20%，其移植物来源以遗体器官捐献为主（图4）。随着WHO倡议各国实现“移植器官自给自足”并优先推动遗体器官捐献的浪潮铺开，经过新一轮体系改革，以中国、伊朗、阿联酋、卡塔尔、越南为典型例子的部分国家器官来源明显从“被动依赖活体”转向“主动拓展器官捐献来源”。

特征六：DCDD作为补充来源的作用持续增强，其比例有所上升

全球经循环标准确定死亡后器官捐献（donation after circulatory determination of death，DCDD）（心脏死亡器官捐献）占比从2015年的16.4%增加至2024年的27.5%，开展DCDD的国家增加至26个。DCDD中超过94%为马斯特里赫特分类Ⅲ类（可控DCDD）。在主要实施Ⅲ类的基础上，中国、英国、美国也同时开展Ⅳ类DCDD（相对于中国Ⅲ类脑-心双死亡器官捐献）；西班牙、荷兰、比利时、加拿大则同时开展Ⅴ类DCDD。葡萄牙则主要开展Ⅱ类（2024年51例）。值得一提的是，在DCDD快速增长的同时，全球经神经标准确定死亡后器官捐献（donation after neurological determination of death，DNDD）（脑死亡器官捐献）数量及规模并没有萎缩，DNDD仍为遗体器官捐献的主要类型。

特征七：欧洲国家供者老龄化趋势明显，日本儿童捐献者比例较高

全球范围内，30%的遗体器官捐献者年龄>60岁。我国高龄供者比例约为21%，欧洲供者高龄化更为明显，意大利、西班牙高龄捐献者比例超过60%。分析发现，每百万人口遗体器重捐献率（deceased donation rate of per million population，DPMP）与高龄捐献者比例有一定的正向关系。DPMP>20的国家中，高龄捐献者比例也相对较高。
2024年儿童遗体器官捐献者（<18岁）比例为5%。其中，日本儿童遗体器官捐献者（遗体器官捐献者138例）比例超过14%，高于其他国家。

特征八：全球肝肾移植持续稳定增长，心肺移植发展迅速

不同器官移植的发展轨迹不仅反映了疾病谱的变化，同时也体现了医疗技术的进步和资源配置的差异。肾移植作为手术数量以及开展的国家数量最多的器官移植项目，2024年全球肾移植量达11.6万例，占同年总移植量的64.0%，十年间增长37.9%（图5），除2020年外，活体肾移植占比保持在36%~40%水平。

肝移植作为终末期肝病的根治性高难度诊疗项目，2024年全球移植量达4.4万例，占总移植量的24.4%，十年间增长56.6%，增速高于肾移植。近十年活体肝移植占比在18%~25%间浮动（2024年为23.8%）（图5）。

心脏移植作为治疗终末期心力衰竭的高复杂度核心根治性手段，2024年全球移植量达1万例，占总移植量的5.8%，十年间增长46.7%，其发展呈现出显著的技术集中，区域不均的特征，美洲、欧洲占80.1%，非洲仅南非、埃及两国能开展。近五年，全球开展心脏移植的国家仅有67个。心脏移植受疫情影响最小，2020年下降8.5%，因其多为挽救生命的紧急手术，在医疗资源紧张时仍能得到优先保障（图5）。

肺移植作为增长最快的器官移植类型，2024年全球移植量达8 000多例，占同年总移植量的4.6%，十年间增长62.4%（图5）。体外膜肺氧合技术的普及，能显著提高供肺利用率[10-11]；同时肺移植的适应证范围不断扩大，从传统的终末期肺部疾病扩展到部分肺部肿瘤等疾病，促使移植量的增长。肺移植项目的开展较为集中，全球仅有57个国家开展肺移植项目。近十年全球开展活体肺移植150多例，93%是由日本的移植团队完成。

特征九：儿童移植呈现地域分布不均与资源依赖性强的特征

儿童作为器官捐献者和接受者的双重角色具有特殊性。2024年全球儿童移植量约为8 900例，覆盖77个国家，并呈现显著的地域不均衡性。中国以2 060例位居首位，其次为美国（1 980例）、土耳其（609例）、印度（590例）和巴西（462例），反映出这些国家在供者来源和匹配政策方面具备相对成熟的基础。欧洲多国如西班牙、德国、英国、法国和意大利亦维持较高水平的儿童移植数量，体现其长期稳定的捐献和移植机制。相比之下，多数低收入或中等收入国家仅开展极少量甚至个位数的儿童移植，部分国家全年仅完成1例。整体而言，尽管全球儿童移植总量有限，占全部移植比例不足5%，但全球儿童移植服务分布的高度不平等，亟需通过能力建设、国际合作与政策支持加以改善。

特征十：人类免疫缺陷病毒感染者捐献移植冲出“禁止区”
过去十年，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HIV）感染者的捐献和移植实现从“全面禁止”到“临床可行”再到“政策支持”的重大跨越。2010年相关团队率先发表HIV阳性供受者肾移植研究[12]，2016年HIV感染者肝移植长期生存数据公布[13]，后续多项研究证实，HIV阳性供受者移植的生存率与普通移植相当且无HIV传播风险。美国在2013年正式出台《HIV器官政策公平法案》，并于2024年进行修订[14]。目前全球HIV阳性供受者移植成功案例超1 000例，以肾移植为主，肝、心脏移植逐步开展。这一突破不仅让HIV感染者获得平等移植机会，践行“器官移植无歧视”伦理，更标志着HIV感染已从移植绝对禁忌证转变为可管理的慢性病，为缓解全球器官短缺提供了创新路径。

特征十一：异种移植从亚临床走向临床

近年来，全球异种移植加速从实验室迈向临床，基因修饰技术通过改造猪供体基因降低排斥反应风险，奠定核心技术基础。2025年中国团队创下基因修饰猪肾移植存活261 d的纪录[15]，并完成全球首例异种肺移植临床试验[16]；美国食品和药品监督管理局完善监管机制[17]，中国出台共识指南[18]，均为规范临床试验开展。目前该领域仍面临公众伦理担忧、动物福利及内源性逆转录病毒传播等挑战，但作为缓解器官短缺的重要方向，异种移植正通过技术与政策协同推进临床转化，预计2030年前有望进入Ⅲ期临床试验[19]。

特征十二：全球范围内跨境移植活动依然存在

据WHO数据显示，2024年至少有来自37个国家的839例患者赴境外接受器官移植手术[1-2]。尽管全球立法取得阶段性进展，但跨国医疗旅游及地下中介仍可能滋生器官贩卖灰色地带。各国需完善立法，保障公民健康权益，并强化跨区域执法协作与情报共享，从源头斩断非法移植利益链。

2.中国的全球站位和发展特征

作为人口大国，中国近十年在器官移植领域取得瞩目成就：器官捐献和移植实现量质齐升，不仅显著提升国际地位、成为拉动全球领域增长的重要力量，更在亚洲及全球事业发展中扮演关键角色，展现“中国模式”的实践内涵与时代价值。

特征一：中国已成为提拉全球器官移植数量增长的主要力量

2024年中国器官总移植例数达2.4万例，占同年全球总移植量的13.8%，位居全球第二，较2015年的1万例（占全球5.6%）实现跨越式增长，十年间移植量增长145.4%，年均增长率达10.5%，远超全球平均增速（全球十年增长41.0%，年均增长率3.9%）。

特征二：肝移植量全球占比较高，心肺移植增长率远超全球水平

细分不同移植领域，中国肝移植年手术量占全球同期移植总量的比例从2015年的约9%曲折上升至2024年的16.5%，该占比也是在不同器官类型中最高；而肾移植占比也从2015年8%提升至2024年的13.4%。

我国心脏移植和肺移植虽起步较晚，但近年来增速明显。我国心脏移植占全球心脏移植的比例从2015年的不足4.0%上升至2024年的10.2%，肺移植从2.0%增长至11.2%。十年间心脏、肺移植量分别从2015年的279例、118例增长至2024年的超1 000例、900例，增长率达280%、680%，增速远超全球平均水平（心脏移植46%、肺移植61%）（图6），这反映出我国在复杂器官移植领域的快速追赶。

特征三：中国器官来源结构持续优化，实现根本转型

中国移植器官来源的结构持续优化，形成了与全球主流模式接轨的发展格局，2024年遗体器官占本国总移植量的82%。遗体器官捐献数量从2015年的2 766例增长至2024年6 744例，位列全球第二。遗体器官捐献类型分布与全球总体情况相类似，2024年中国DNDD比例稳定在69.4%，与全球（72.5%）、欧洲（73.4%）、美国（67.9%）、亚洲（81.2%）的比例接近（图7）。这种变化反映出中国虽在脑死亡立法缺位的情况下，但在临床实践中就死亡判定标准、遗体器官捐献流程规范等方面的建设取得初步成效，实现了移植器官来源的根本转型，提炼出遗体器官捐献工作的东方范式。

特征四：十年间中国器官捐献志愿登记人数及DPMP倍增，未来增长空间仍广阔

截至2025年12月底，我国器官捐献志愿登记人数超过730万[20]，反映出器官捐献的公众知晓率不断提升。我国DPMP从2015年（2.0）的全球排名第59位上升至2024年（4.8）的第48位，处于81个开展遗体器官捐献项目国家中的中游位置，处于亚洲第8位。从社会经济发展层面分析，我国属于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human development index，HDI）界定的中高发展水平国家（HDI≥0.700），DPMP在同类国家中处于中上水平。尽管如此，我国DPMP仍低于全球总体水平（7.8），捐献工作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特征五：行业进入政策调整阶段，中国活体肾移植比例有所增长

过去十年，除技术壁垒因素外，我国活体器官移植的发展态势与政策导向、监管强度、供需矛盾及地方医保政策等多重因素密切相关。自2015年以来，中国逐步建立起以遗体器官捐献为主、活体捐献为补充的器官移植体系。活体肾移植比例在2018年达到13.3%的最低点。中间经历政策调整，比例有所上升，2024年达23.1%；而活体肝移植比例则在2016年后一直保持在13%~15%的水平（图8）。近年来，我国医疗卫生事业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国家卫健委通过强化术前评估、伦理审查、实施直系亲属关系核实制度加强对活体移植的技术监管。

特征六：政策支持和技术进步成就中国儿童器官移植的迅速发展

近年中国儿童器官移植发展迅速，在肝、肾、心、肺等实体器官领域已建成相对完善的临床技术体系。儿童肝移植是标杆领域，2017年手术量超越美国跃居全球首位，此后稳定在年均千例以上；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建成全球最大儿童肝移植中心，累计完成儿童活体肝移植4 000例，患儿10年生存率达92%，优于国际平均水平[21]。儿童肾移植发展成熟度仅次于肝移植，年度手术量超700例，居全球第二；2018年儿童供肾优先分配政策落地，显著提升匹配效率，武汉、郑州、广州等地的移植医疗机构在复杂病例领域积累丰富经验，使其成为终末期肾病患儿的标准治疗方案。儿童肺移植实现从零星探索到系统化开展的跨越，2019年至2023年全国13家机构完成63例手术，术后1年生存率达80.6%，显著高于成人水平[22]。儿童心脏移植后发优势显著，截至2024年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累计完成儿童心脏移植200例，术后5年生存率达89.1%，并多次刷新亚洲低龄、低体重患儿救治纪录，为危重患儿开辟救治通路[23]。

特征七：中国异种移植已从跟跑迈入并跑、部分领跑阶段

近年中国在异种移植领域实现多点突破，相关研究入选2025年《科学》年度十大科学突破，在基因修饰供体猪构建、灵长类动物长期存活模型建立等方面展现出系统性创新能力。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团队率先完成全球首例脑死亡人体猪肝移植，并成功开展亚洲首例基因修饰猪肾人体移植，肾脏存活261 d，取得重大技术突破[24]。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团队攻克肺移植高感染、高排斥反应难题，完成全球首例基因修饰猪肺人体移植，移植肺维持气体交换功能9 d，无超急性排斥反应[16]。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团队实现基因修饰猪肾在猕猴体内存活超1年，刷新亚洲纪录[25]。制度与产业层面，四川设立异种移植重点实验室，整合产学研资源推进临床转化，中国已形成异种移植全链条布局，部分环节达国际引领水平。

特征八：中国捐献和移植体系建设逐步迈入国际成熟等级

全球各国捐献和移植的数量和DPMP结果呈阶梯状分布，并且近5年中，仅有52个国家能同时开展肝脏、肾脏、心脏和肺脏移植（我国为其一），19个国家仅能开展肾移植，97个国家未有本国移植手术记录。这些现象提示了不同国家相关工作体系在发展阶段、可用资源、配套政策、运行模式和技术水平等方面参差不齐，因此也面临着不同的挑战。Allison Jaure等根据2010年《关于器官捐献和移植的马德里决议》以及WHO支持的其他工作报告将捐献和移植体系的成熟程度划分为五个级别（表1）[26-27]。根据定义，中国体系建设逐步进入第五级，但在DPMP、TPMP及医疗保障政策上，对比同级其它国家仍有一定差距。

特征九：“中国模式”的亚洲引领效能日益明显

亚洲涵盖47个国家，承载全球超六成人口。2024年，该区域仅26个国家实质性开展器官移植工作，但其移植总量占全球的38.5%，凸显亚洲在全球移植格局中的关键地位。值得关注的是，亚洲器官移植对活体捐献的依赖度高达55%（图9），这一数据反映出多数国家遗体器官捐献体系仍有待完善。

相比之下，中国为亚洲推动遗体器官捐献和移植工作提供了实践范式[28]。中国以占亚洲器官移植总例数35%、占亚洲遗体器官捐献总例数61%的体量，成为亚洲开展器官移植和遗体器官捐献最多的国家（图10、11）。目前，亚洲共有23个国家开展遗体器官捐献工作，其中绝大多数以DNDD为主；而中国是能同时开展DCDD的4个亚洲国家之一（其他为以色列、日本和印度）。

特征十：东盟国家DPMP普遍较低，中国促进经验与技术共享

细看10个东盟国家中，仅新加坡、泰国、越南、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国开展器官移植，虽已建立初步工作框架，但受限于法律保障、公众认知和医疗基础设施，其规模有限，DPMP普遍较低，整体仍处于起步阶段。近年来，通过区域内技术共享和经验交流，中国正努力带动东盟国家捐献和移植的技术发展，为提高东盟国家的器官捐献和移植水平做出贡献[29]。

3.小结

当前，全球器官捐献和移植领域正处于技术突破与制度革新的双重拐点，呈现出“战略机遇与风险挑战并存”的鲜明格局：一方面，在移植患者需求驱动下移植规模持续扩容，2024年全球年移植量较2015年增长超42%，中国、印度、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移植量年均增速达8%，与美国、伊朗、西班牙等国共同成为近年提拉全球移植数量增长的主流力量。其次，模式和技术创新驱动器官来源多元发展：人类同种器官来源中，除脑死亡器官捐献主流模式外，活体器官移植年手术量占全球移植总量比例常年超30%，至今仍是部分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主要器官来源。此外，心脏死亡器官捐献（含常温机械灌注技术应用）、HIV感染者定向捐献、交叉配对移植链捐献等拓源模式持续发展，虽然可能存在伦理风险或文化适配性问题[30-34]，但有望成为缓解器官短缺的有效途径。在非人类器官来源中，基因修饰异种移植创新技术临床转化落地，人工器官研发及再生医学工程持续突破推进，有望开辟医学发展新纪元。

另一方面，全球移植相关NCD负担加重，器官移植需求满足率尚不足10%，这一现实的背后，潜藏着多重亟待破解的深层难题：器官保存技术存在显著壁垒，器官共享和转运环节面临协调瓶颈，区域发展鸿沟持续拉大，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基础设施薄弱、资源供给不足、治理体系缺位等突出短板；与此同时，非法器官买卖与移植旅游屡禁不止，由此引发一系列伦理风险与治理挑战[35-36]。

当前国际形势不确定性加剧，既为该领域的跨国协作带来挑战，也倒逼各国加快构建自主可控、安全高效的移植体系。中国的行业影响力持续攀升，2024年完成人体器官捐献1.12万例、器官移植手术2.46万例，在全球占比逐年提升，已成为提拉全球移植规模的主流力量之一。中国体系逐步迈入成熟等级，遗体器官捐献模式为亚洲地区推动相关工作提供实践范式。同时，在临床领域成果丰硕：肝脏、肾脏移植作为核心移植类型持续保持高水平发展，在心肺移植、儿童器官移植等细分领域发展突出，渐成体系[37-40]，异种移植已从跟跑迈入并跑、部分领跑阶段，致力破解器官短缺难题[41-43]。作为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命运共同体的倡议者和积极践行者，中国正为加速全球器官捐献和移植事业的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数据洞察为全球器官捐献和移植领域勾勒出全景式发展图景。下一步，需结合全球局势变化与宏观发展态势，从微观层面剖析全球及各国重大政策的演进脉络与最新导向，进而精准预判行业发展趋势，为持续完善治理体系、强化技术研发、深化全球协作提供支撑。

致谢：本研究得以顺利完成，得益于多方专家与同仁的支持。衷心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相关专家在研究思路构建方面给予的悉心指导，为本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感谢国际器官捐献专业协会（ISODP）与全球器官捐献和移植观察中心（GODT）在专业技术层面提供的权威指导与经验分享，使本研究能够与国际前沿实践保持同步；感谢何湘湘女士在资料整理与数据分析工作中提供的专业技术支持，其细致严谨的工作为研究结论的准确性提供了重要保障。谨向以上各位专家及同仁致以诚挚的谢意。

【引用本文】江文诗, 张宗伟, 侯峰忠. 全球器官捐献和移植发展格局（2025）：数据洞察与特征分析[J]. 器官移植, 2026, 17(3): 372-383. DOI: 10.12464/j.issn.1674-7445.2026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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