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深夜，电话响了

咸阳机场的候机大厅灯火通明，却空旷得能听见自己的脚步声。我拎着那只蓝色的器官转运箱，熟悉得像提着自己的影子。值机柜台前，我还没开口，姑娘已经站了起来：“老师，您又是转运吧？手续我来办，您稍等。”十一年了，这只箱子陪我在西北的大地上走了多少路，我早已数不清。而那条被称作“人体捐献器官转运绿色通道”的路，今年刚好落地实施满十年——比我在这条路上奔走的时间短一年。正因如此，我才格外清楚，没有它的日子，有多么艰难。最初那一年，我们在黄土高原的沟壑间驱车狂奔，在火车站的长队里焦急地踮起脚尖，在航站楼里和素不相识的旅客商量：“能不能让我先过？我去救人。”运气好时，对方会让；运气不好时，我们只能一分一秒地熬。而器官的冷缺血时间，从来不会等人。我身在西安，地处西北。这片土地辽阔、厚重，但也意味着遥远。我们的捐献者有的来自偏远的县城，甚至是大山深处的乡镇。家属含着泪同意捐献，那份爱沉甸甸的，像黄土一样朴实。可是器官要走出去，要乘飞机、转航班，跨过千山万水，去挽救另一个素不相识的生命。过去，距离和时间，是横亘在这份爱面前的两座大山。多少偏远地区的大爱，因为六个小时、八个小时的交通，最终只能遗憾地留在原地。那是我们最无力的时候——家属已经作出了世界上最难的决定，而我们却可能因为“赶不到”而辜负了这份重托。

绿色通道建成后，这些遗憾越来越少

2016年的那个五月，一切都变了。国家六部门联合发文，人体捐献器官转运绿色通道正式建立。从那以后，我每一次报出“人体捐献器官转运”这几个字，得到的不再是疑惑或为难，而是清晰的点头、利落的引导、一路的绿灯。那种感觉，怎么说呢——就像一个人在黑夜里走了很久，突然有人在你身后点亮了一盏盏灯。灯不刺眼，但温暖，一盏接一盏，一直亮到远方。我记得有一年冬天，陕南一个非常偏远的县城，一位年轻人临终前留下了捐献的遗愿，家属含泪点了头。器官获取后，肝脏需要转运到广州。从那个县城到西安咸阳机场，山路弯弯，需要近五个小时的车程；西安飞广州，要两个半小时。放在从前，谁也不敢打包票能赶上。但那天，沿途的交警接力护送，高速路口有人等候引导，机场地勤提前办好了所有手续。在飞机舱门口，乘务长轻声对我说：“您放心，我们已经和机长沟通好了，一切优先。”飞机冲上云霄的时候，我坐在舷窗边，看着下面连绵起伏的秦岭山脉。云海之上，阳光灿烂。我突然觉得，这份来自大山深处的爱，正乘着这条路，飞向光明。

绿色通道护航，飞越千里山河

这条路，由无数双手共同托举——机场的地勤、安检员、调度人员，航空公司的机长、乘务人员，路上值守的交警、路政人员，还有无数默默付出的志愿者……他们没有穿白大褂，不会站上手术台，却是生命接力中不可或缺的守护者，守护着陌生人重获新生的希望。而说到守护，东航职工樊骅的故事，让我铭记于心。樊骅，东方航空的一名普通职工。我从未真正认识他，我们或许曾在某个航站楼的转角擦肩而过。后来听说他病重时，悄悄签了人体器官捐献志愿登记表。没有犹豫，也没声张。他走后，他捐献的器官由他的同事们护送，最后一次登上了东方航空的航班。那是他工作了一辈子的地方，那些跑道、廊桥、值机柜台，他再熟悉不过。身后，他把自己交给了这条路，成了他生命最后的旅程。每当我拎着转运箱走过值机柜台，听到工作人员说“绿色通道已准备好”的时候，我都会想起樊骅，也想起这十年里无数像他一样的人——来了，做了，走了，像风一样洒脱。

十年之后，整条路都是温热的

十年来，这条路承载了多少这样的托付，我无从计算。但我知道，它已经不再是单纯的一条运输线路。它是一束光，照进了那些原本被距离和时间遮蔽的角落。它让每一个身处偏远之地的家庭，在作出捐献决定时，不再因“送不出去”而犹豫；它让每一份朴素的、沉甸甸的大爱，都有了跨越山河的可能。有一回，我送完器官回到西安，专程去探望一位捐献者的父母。那是一位陕北的老人，脸上刻满风霜。他拉着我的手，问：“娃的器官，真的救活人了？”我说：“真的，救活了。”老人沉默了很久，红着眼眶说：“那就好。国家这个政策好，不然我娃的心意，就走不出这山沟沟。”他不懂什么叫冷缺血时间，也不懂什么绿色通道。但他知道，有一条路，替他远行的孩子，把最后的爱送到了远方。那一刻，我觉得所有的奔波都值了。十年了，我从一个三十岁出头的年轻医生，变成了四十多岁的中年医师，青丝有了白发，但每当深夜提起转运箱出门，心里依然有劲。因为我知道，从医院电梯到高速路口，从机场柜台到飞机舷窗——每个环节都有人与我并肩。这条路，是生命的通道，更是人间的光明通道。它让爱不被辜负，让希望赶得上时间。它可以让黄土高原深处的一个决定，能够变成东海之滨的一次心跳。

十年了，只要还有人愿意点亮，它就永远是亮的。而我，愿意继续做这条路上的一名奔跑者。

（编辑：齐悦臻；资料来源： 西安交大一附院 陕西省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作者：陈国振）